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國哲學家，出生於今天德國西南部符騰堡州首府斯圖加特。18歲時，他進入蒂賓根大學（符騰堡州的一所新教神學院）學習，在那裡，他與荷爾德林、謝林成為朋友，同時，為斯賓諾莎、康德、盧梭等人的著作和 法國大革命深深吸引。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的思想，象徵著了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運動的頂峰，對後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有甚者，由於黑格爾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者之要義，因此，對於那些因看到自由主義在承認個人需求、體現人的基本價值方面的無能為力，而覺得自由主義正面臨挑戰的人來說，他的哲學無疑是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黑格爾與史詩詩人荷爾德林和客觀唯心論者謝林同一時期就讀於蒂賓根神學院。在深入觀察了法國大革命的整個演進過程後，三人合作致力於對康德及其後繼者費希特的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
黑格爾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精神現象學》。在世時出版的作品還有《哲學全書》、《邏輯學》和《法哲學原理》。其他有關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美學和哲學史的著作，則是在他去世後，根據他當年演講時學生所做的筆記彙編而成。
黑格爾的著作以其覆蓋面之深廣而享有盛譽。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來理解哲學的歷史和我們身處的世界本身——在黑格爾，這個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為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例如，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 但正因為是絕對的初次，它也是絕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只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現。
在《歷史哲學》的前言中，黑格爾闡述：「哲學表明，意識是存在於它無限多個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說，意識是存在於自由的、無限多的形態之中，而對立的抽象內省的形態只是它的一種反映。意識是自由的、獨立存在的、有個性的，僅僅屬於精神。」
所以作為單獨概念的「意識」，由兩部分組成，兩者都各有無限多個「形態」，一部分是原則性的，另一部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的具體反映，所以他又說：「通常意義上的意識存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事物總體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對事物具體反應的抽象概念。」他同時說：「每個人的自我意識不同，對事物的反應也不同，和原則性的意識有所偏移，但是對於一個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偏移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取決於他的正常狀態，取決於他對上帝的尊敬程度。要了解這種概念的程度，屬於形上學的範疇。」所以，雖然黑格爾的語言很難懂，但他闡述了：形上學必須要研究每一個事件中的命題和反命題如何聯繫的機制，因此必須要比較每一個歷史事件中的例子和它們的原型，了解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和不同的地方。黑格爾對人類社會抱有一種有組織性和目的論的觀念，他的著作語言豐富而難懂，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非常令人迷惑。不僅如此，他的觀念和現代知識界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個人權利的觀念也正相反。黑格爾的學說在後代很長時間內一直引起爭論，他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幾乎任何學派都對他的學說給予肯定或提出批判。歷史學家將黑格爾學派分為兩個陣營，黑格爾右派的代表是柏林漢博德大學的追隨者，他們擁護福音正統的宗教觀念，擁護後拿破倫時代的政治保守主義。黑格爾左派，有時也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他們繼承黑格爾學說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張無神論，在政治領域主張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費爾巴哈和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這些年輕的黑格爾信徒經常在柏林希貝爾酒吧聚會、爭論，這裏的氛圍造就了對以後150年有很大影響的思想家們，形成了無神論、人文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基本觀念。但是幾乎沒有一位黑格爾左派宣稱自己是黑格爾的追隨者，有幾位還公開批評黑格爾的哲學，但是這種歷史上的區分法仍然在現代學院哲學中使用，黑格爾左派對黑格爾的批評導致一個全新的領域—關於黑格爾和黑格爾理論的文學作品。當代對在校學生來說，為了方便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分為三個階段，「正題」（例如在法國歷史上的大革命）、「反題」（大革命隨後的恐怖階段）和「合題」（自由公民的憲法保障狀態）。這種分法並不是黑格爾自己提出的，最早見於費希爾的對個人和全體之間聯繫的一個模擬描述。黑格爾學者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三段論法會掩蓋黑格爾理論的真實論點，雖然黑格爾曾經說過：「要考慮到兩個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絕對的和最終的目的；第二，實現的方法，也就是說知識和意識的主觀方面，包括生命、運動和活動。」（正題和反題），但他沒有使用「合題」這個術語，而是用「整體」。「這樣我們就了解了整體道德和實現自由的狀態，以及其後這兩種元素的主觀整合。」
黑格爾運用這種辯證法體系解釋哲學、科學、藝術、政治和宗教的歷史，但是現代評論家指出黑格爾經常修飾歷史的真實以適應他的辯證法模式。卡爾·波普爾在他的《開放型社會和它的敵人》中指出，黑格爾體系文飾了威廉三世的統治，他認為1830年代的普魯士是理想的社會。赫伯特·馬爾庫斯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爾作為一個國家權力的辯護士，為20世紀極權主義的興起開闢了道路。實際上黑格爾並沒有為這些權力形式辯護，只是認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為這些權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亞瑟·施潘豪爾藐視黑格爾對歷史的解釋，認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義的，是「偽哲學」，許多英國學派的哲學家也遵從這種看法。20世紀黑格爾的哲學開始復興，主要是因為幾個原因，一是發現黑格爾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頭，還因為黑格爾的歷史觀開始復活，再有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性得到廣泛的認同，將黑格爾的理論重新帶到馬克思經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喬治·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掀起一股重新了解評價黑格爾的著作熱，黑格爾的復興也引起對黑格爾早期著作的興趣。現代美國的哲學家也明顯受到黑格爾的影響。
黑格爾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精神現象學》。在世時出版的作品還有《哲學全書》、《邏輯學》和《法哲學原理》。其他有關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美學和哲學史的著作，則是在他去世後，根據他當年演講時學生所做的筆記彙編而成。
黑格爾的著作以其覆蓋面之深廣而享有盛譽。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來理解哲學的歷史和我們身處的世界本身——在黑格爾，這個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為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例如，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 但正因為是絕對的初次，它也是絕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只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現。
在《歷史哲學》的前言中，黑格爾闡述：「哲學表明，意識是存在於它無限多個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說，意識是存在於自由的、無限多的形態之中，而對立的抽象內省的形態只是它的一種反映。意識是自由的、獨立存在的、有個性的，僅僅屬於精神。」
所以作為單獨概念的「意識」，由兩部分組成，兩者都各有無限多個「形態」，一部分是原則性的，另一部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的具體反映，所以他又說：「通常意義上的意識存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事物總體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對事物具體反應的抽象概念。」他同時說：「每個人的自我意識不同，對事物的反應也不同，和原則性的意識有所偏移，但是對於一個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偏移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取決於他的正常狀態，取決於他對上帝的尊敬程度。要了解這種概念的程度，屬於形上學的範疇。」所以，雖然黑格爾的語言很難懂，但他闡述了：形上學必須要研究每一個事件中的命題和反命題如何聯繫的機制，因此必須要比較每一個歷史事件中的例子和它們的原型，了解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和不同的地方。黑格爾對人類社會抱有一種有組織性和目的論的觀念，他的著作語言豐富而難懂，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非常令人迷惑。不僅如此，他的觀念和現代知識界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個人權利的觀念也正相反。黑格爾的學說在後代很長時間內一直引起爭論，他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幾乎任何學派都對他的學說給予肯定或提出批判。歷史學家將黑格爾學派分為兩個陣營，黑格爾右派的代表是柏林漢博德大學的追隨者，他們擁護福音正統的宗教觀念，擁護後拿破倫時代的政治保守主義。黑格爾左派，有時也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他們繼承黑格爾學說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張無神論，在政治領域主張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費爾巴哈和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這些年輕的黑格爾信徒經常在柏林希貝爾酒吧聚會、爭論，這裏的氛圍造就了對以後150年有很大影響的思想家們，形成了無神論、人文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基本觀念。但是幾乎沒有一位黑格爾左派宣稱自己是黑格爾的追隨者，有幾位還公開批評黑格爾的哲學，但是這種歷史上的區分法仍然在現代學院哲學中使用，黑格爾左派對黑格爾的批評導致一個全新的領域—關於黑格爾和黑格爾理論的文學作品。當代對在校學生來說，為了方便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分為三個階段，「正題」（例如在法國歷史上的大革命）、「反題」（大革命隨後的恐怖階段）和「合題」（自由公民的憲法保障狀態）。這種分法並不是黑格爾自己提出的，最早見於費希爾的對個人和全體之間聯繫的一個模擬描述。黑格爾學者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三段論法會掩蓋黑格爾理論的真實論點，雖然黑格爾曾經說過：「要考慮到兩個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絕對的和最終的目的；第二，實現的方法，也就是說知識和意識的主觀方面，包括生命、運動和活動。」（正題和反題），但他沒有使用「合題」這個術語，而是用「整體」。「這樣我們就了解了整體道德和實現自由的狀態，以及其後這兩種元素的主觀整合。」
黑格爾運用這種辯證法體系解釋哲學、科學、藝術、政治和宗教的歷史，但是現代評論家指出黑格爾經常修飾歷史的真實以適應他的辯證法模式。卡爾·波普爾在他的《開放型社會和它的敵人》中指出，黑格爾體系文飾了威廉三世的統治，他認為1830年代的普魯士是理想的社會。赫伯特·馬爾庫斯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爾作為一個國家權力的辯護士，為20世紀極權主義的興起開闢了道路。實際上黑格爾並沒有為這些權力形式辯護，只是認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為這些權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亞瑟·施潘豪爾藐視黑格爾對歷史的解釋，認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義的，是「偽哲學」，許多英國學派的哲學家也遵從這種看法。20世紀黑格爾的哲學開始復興，主要是因為幾個原因，一是發現黑格爾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頭，還因為黑格爾的歷史觀開始復活，再有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性得到廣泛的認同，將黑格爾的理論重新帶到馬克思經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喬治·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掀起一股重新了解評價黑格爾的著作熱，黑格爾的復興也引起對黑格爾早期著作的興趣。現代美國的哲學家也明顯受到黑格爾的影響。
